当很多人跑来告诉我他们透过我的作品发现了自己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雕塑除了节省空间之外，是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的。

上学的时候曾好奇，我们为什么离不开音乐？因为我们需要有人用理解的方式抚平心中的波澜，需要有人在混沌的时候帮我们拼合出心底的焦虑。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现代的心情病人。

我想说的是，我的灵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暗涌，我的心境像是腹部受寒引发的若干镇痛，像是藏了针的洁白棉絮，从我注意到这些事开始。而艺术是我理解自己的途径，使我能够从这令人困惑的暗涌中汲取能量和美感，使之可以成为引发别人共振的媒介，也是通过这个过程，我学会了诚实的生活，学会从教育、世俗经验、道听途说的混沌中判断真正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这大约就是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最直接的事儿。

我不太认同身体以外作为某种客体方式存在的艺术（或者说“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我将艺术真实与我们发生关联的部分看作它必要的有意义的部分。所以，可以说我对雕塑的兴趣是超形体、超空间和超材料的，是关于这些语言相互重叠的某刻，偶然与人情感世界的模样擦肩而过的瞬间的。通过这些瞬间，可以制造出与现实世界相阻隔的些许（不会太多）距离，使观看者眼前的图像看起来并非来自身体以外的世界，我通过作品试图创造一个冥想的途径，使观看的人对自我的“再理解”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民族战争、自然灾害、文化变革、思想运动的年轻人，一个没有长兄、姊妹的计划生育的产物，我总在追索，这个社会还可以留给我什么样不同的记忆？在刚刚过去的“消费”和“娱乐”主宰的10年里，当我们满足于各色品牌替我们表达自我价值的便利和直观时，那个真实的与我们有关的灵魂正被悄然的遗忘，我们成了一堆符号和意义包装的空壳子。在一切标准都可以数学化的世界里，当我们投身于创造和消灭大把钞票的简单循环和生活逻辑后，除了满地的垃圾我们还留下些什么？当我们对速度的关心取代前进本身后，谁知道那个贴满“更高更快更多更好”的高速列车将带我们去哪？进步的目的难道就只是看更大屏幕的彩电、用更杀菌的舒服佳吗？市场经济让我们过上更平静的生活了吗，就像我们最初设想的那样？

而中国当代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热热闹闹的从西方移植了几乎三十年。

中国的历史，对我来说是没有插图的一行行抽象的文字，是别人的英雄故事集锦，是值好多好多钱的一堆堆文物，作为曾经的孩子，大人的世界告诉我，它们都是我们的骄傲。然而，我的困惑是，在这另我们骄傲的国界内，曾经文化上的“东方不败”何以划上了句号、被早早的敲下“回车”呢？我们何苦要放弃对世界而言更有意义的自家文化脉络，而选择当一个文化的偷渡者，一个在西方富裕世界里扎根的黑户呢？站在历史的今天，除了那些“好汉当年”的故事外，被塞了祖先接力棒的我们，竟一无所有。

村上隆曾这样批评日本的美术行业：“明治时代以后，日本的美术家们就沿着西洋美术史的轮廓上色，一边小心翼翼不要超出框框，一边在搞不清楚意思的情况下，跟着欧美涂上相同的颜色。明治时代以后的日本，目标在于‘赶上欧美’。将所有明治时代前的文化遗产全部舍弃，用从欧美那里拼凑而来的碎片重新出发，所得到的却只有永远摆脱不掉的‘欠缺感’。追赶的速度越来越火急，而为了填满那个欠缺，日本人总是想从海外文化寻求新的轮廓…但日本人忘记了所谓的文化并非指涂上颜色的行为，而是创造轮廓的行为。”我想这不仅是日本美术的问题，而是整个东亚（中国、韩国、日本）美术的问题。

此刻，当我处于欧美当代艺术的中心之时，我深刻的体会到在别人的理论和历史里弥留是一件多么让人痛心和没有安全感的事情，我的理论是建立在反对全盘西化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认同断绝一切外来文化，狭隘的鼓吹回归单一的祖宗文化脉络去，因为在全球一体化几乎定局的今天，这是没有可能发生的，更有可行性的行为是在一定的世界框架下探索我们背后的文化身份和意义，同时，也视探索大众文化下日益趋同的“我”的身份为创作动机。



杨穹 于伦敦
2011年4月6日